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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的日本朋友AD生于上世纪50年代末，日本经济起飞以前，由于营养不良他个儿矮，仅一米六三。“那是和我同年出生的日本男人的平均身高。”他说到此嘿嘿一笑，有点儿无奈，有点儿自嘲，好像他是幸存下来的日本现代化的史前动物。他出生在北海道一个农民家庭。上大专时开始学中文，说到自己的导师他满脸景仰，似乎让别人也分享这阳光雨露般的恩泽。在导师的指引下，他在大阪一家书店工作了几年，积攒下到北京留学的银两。做店员的记忆并不怎么愉快，按他自己的话来说：“我每天至少得鞠好几百个躬。”

在北京，他与自己的文化拉开距离。我能想像一个日本人在中国混久了的那股子舒坦劲儿，可以迎风打哈欠，自由自在伸懒腰，穿着背心满大街溜达。从北京语言学院毕业后，他死活要留在北京。“一想到回日本每天要鞠那么多躬，我就怕。”他说。

说到日本人的鞠躬，我算服了。前几年去日本参加活动，我到哪儿都赶紧握手，就想免去鞠躬这一繁文缛节。可发现握了白握，日本人民握完手后退一步，然后深鞠躬。入乡随俗，我只好握完手再鞠躬，或先鞠躬后握手，后来索性放弃握手。鞠躬这门学问博大精深，其弯曲程度取决于社会等级贫富辈分性别等种种差异，且一次到位，不能找补。在日本，据说，某些公司在培训雇员时，准备可调节角度的三角型板架，仅鞠躬这一项就得苦练三个月。要不怎么成了魔症，若是在日本看见有人在电话亭边打电话边鞠躬，电话线另一头肯定是他的老板。

我跟AD相识于上世纪80年代初。那时纱幕代替铁幕，中国人和外国人之间还有神秘感，正是这神秘感，造就了不少浪漫故事。在人大读书的晓阳正学日文，时不时组织郊游，把天真浪漫的日本留学生和好勇斗狠的中国老愤青往一块掺和，等于是让羊与狼共处。AD是人大一个日本留学生的老乡，也被捎了进来。先是草地上的交谊舞，野餐，赛歌，最后一道节目是诗朗诵。晓阳把一个胖乎乎的日本女留学生的诗结结巴巴翻成瘦瘦的中文，非逼着我当众朗诵，再把我那瘦瘦的诗翻成胖乎乎的日文。

那些漂亮潇洒聪明伶俐的纷纷从友谊的离心机被甩了出去，只有老实巴交的AD留下来，成了我们家的座上宾。正赶上他手头拮据，积蓄快花完了，还得缴学费，于是比他穷十倍的我们发出了邀请。“只不过多添双筷子而已。”这句中国人的客套话撞上了个实诚的北海道农民，一到周末开饭，他一准儿出现在门口。

我们家还有另一位常客，是我前妻的中学同学的姐姐AL。她五大三粗，离婚携子，职业是在北京某公园游船部勾船。要说这活儿不易，要把那些等待靠岸的特别是满载爱情的小船勾回，得又稳又准才行。可她却怎么也无法为自己勾到这么一条船，难免心有戚戚焉。没有电话倒省事儿，她推门就进，一泡就是一天。那时诉苦就等于如今的心理治疗，区别是不仅免费还得管饭。于是AD与AL在我们家认识了，孤男寡女，难免有非分之想。

1982年初夏，我们带上AD与AL一起去白洋淀。白洋淀是保定地区的水乡，不少朋友在那儿插过队。从70年代初起，我们如闲云野鹤，常在那儿游荡。如今人去楼空，与当地农民兄弟的友情却依旧在。

当时对外国人来说，北京20公里以外就是禁区。好在北海道农民与河北农民外貌差别不大，再加上说中文穿旧衣服，买火车票又不查证件。在永定门火车站半夜排队上车时，我看到AD眼中火星般闪跃的惊恐。我拍拍他肩膀，问他是不是有点儿冷，他缩缩背攥紧拳头说是。对一个日本良民来说，这风险是大了点儿，一旦被发现有可能以间谍罪论处。

到了白洋淀，我才意识到形势严峻：白洋淀原是抗日根据地，打日本鬼子成了当地人聊天的永恒主题，AD的身份一旦暴露会有生命危险。好在老百姓没出过远门，我们把身材矮小口音浓重的AD说成是广东人，众人不疑。只有一次，给我们棹船的小三突然瞅着AD说：“我怎么越看你越像鬼子的翻译官？”把AD吓出一身冷汗。他会摔跤，在和当地小伙子比试时，那架势完全是日本式的——骑马蹲裆，用力时还发出嗨依嗨依的怪叫。好在年代久远，游击队的后代们已无从辨认。

我们落脚的大淀头村，是诗人芒克当年插队的地方。在瘸腿的阜生的安排下，我们白天棹船游泳，晚上喝酒聊天。白洋淀赶上百年不遇的大旱，加上污染，鱼越来越少，为了请客，渔民用一种所谓“绝户网”，把只有蜡笔那样大小的鱼捞上来，上百条还凑不够一海碗。连渔民都摇头叹气：“罪过啊罪过。”他们开始背井离乡，到天津等地打鱼维生。

晚上男女分睡在不同院落。我和AD睡在同一土炕上，入睡前东拉西扯。白洋淀让他想起北海道，他讲到母亲，讲到童年的贫困与孤寂。这种乡愁有点儿怪怪的：一个日本人在中国的抗日根据地思乡。

我得到了重要情报：北京勾船的看上了北海道这条船，非要勾走不可。于是当晚我找AD谈话，我说到人生的完整以及感情生活的必要，说到勾船与爱情属性的相似。只见他在暗中眉头紧锁，连连点头。不，是我的记忆有误，应是第二天早上。我们头天喝到很晚，宿醉未消，我提议出去走走。我和AD沿乡间小路来到淀边，远处芦苇随风起伏。据说我当时的一脸严肃把他吓坏了，于是这美好的愿望被一个遵纪守法的日本人解读成命令了。

从白洋淀归来，两人出双入对，AL喜上眉梢，AD呵呵傻笑。不久传来订婚的消息。谁成想节外生枝，这婚事遭到女方家里的强烈反对——原来她爷爷就是被日本人杀害的，父亲又是抗日游击队队长。这是世仇，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悲剧根源。“朱丽叶”的父亲放话说：“嫁谁都行，打死也不能嫁日本人。”让北海道的罗密欧傻了眼，他又不会甜言蜜语，在“朱丽叶”家的床头盘腿呆坐，像一片茶叶那样无辜。这实诚的攻心术外加强势的日本电器，游击队长终于松了口。罗密欧与朱丽叶终于有了后现代的版本。

那年冬天，他们在和平门全聚德烤鸭店摆了两桌喜宴，除了亲朋好友，还有AD打工的日本公司的老板。上桌的两瓶“四特酒”估摸是中国的首批假酒，不一会儿来宾全都酩酊大醉。日本老板摇摇晃晃到别的桌跟陌生人敬酒，扯着嗓子高吼日本民歌。我跟小淀对饮，后来才知道他两天没爬起来。我嘛，骑车回家路过中南海，大骂执勤警察，人家挥挥白手套，没跟一个业余酒鬼计较。

1983年夏天，我的朋友、瑞典使馆文化专员安妮卡要去北海道度假，我把她介绍给AD，他又把北海道的亲人介绍给她。旅游归来，安妮卡讲述了北海道风景之优美，民风之淳朴。语言不通，她和AD的亲人交流有问题，但为热情好客所感动。“他们让我想起瑞典北方的农民。”安妮卡说。

AD在一家日本大公司当了多年临时工，跑腿的干活。后来到东京总部培训后转了正，据说正式雇用像他这样一个非技术非管理科班出身的，在全公司是破了先例的。他从最底层一级一级往上爬，不到七年工夫，成了该公司驻北京总代表。他的升迁，据说不仅由于他为人厚道可靠，更主要的是他深谙中国人的文化密码，通人情知“猫腻”，办事麻利，连中国的高官都特别喜欢他。他搬进高级公寓，有了私人司机，从我们的视野中淡出。

说到中国人的文化密码，这事非得靠自己悟。他在北京语言学院读书时，专程去重庆度假。按照日本习惯，他事先研究导游手册，通过旅行社订好当地最高级的旅店 ——人民宾馆，包括桑拿浴等高档服务。我也在那儿住过，远看像北京的人民大会堂，近看像土地庙，是地方官员对中央最高权力既敬畏又嫉恨的扭曲象征。

为了和中国人民打成一片，他身穿褪色中山服，剃了个小平头，兴致勃勃地上路。刚下火车，就看见有人高举着“人民旅馆”的牌子在吆喝。他稀里糊涂地跟别的客人上了平板三轮车，转弯抹角，被拉到火车站附近一个小巷里。灯火通明处，进门登记，被安置在一排通铺上。他躺下，找出旅游手册，纳闷，环顾四周，终于找到服务员。“同志，请问桑拿浴在哪儿？”“什么桑拿浴？”人家白了他一眼。他拿出预订单和旅游手册。原来是把“人民宾馆”与“人民旅馆”弄混了，这是一家白天洗澡晚上出租床位的公共澡堂。第二天他赶到人民宾馆，刚进大门就被两个人高马大的保安给架了出来：“臭要饭的，这地方是你来的吗？”他一边蹬腿一边高叫：“我，我是日本人！我订好了房间！”直到他掏出日本护照，保安才放了他，并向他道歉。

讲到这故事的结尾处，他酸楚一笑。一个来自等级森严的社会的小人物，由于对平等与社会公正的向往而学习另一种语言……要是单单用钱说话，这语言他懂。他平步青云后只有一个爱好：打高尔夫球。那是多么孤独的运动，挥杆赶路的全部努力就是把一个小白球送进若干小洞里。然而这一身份标志在中国是不言自明的，所有服务员对他毕恭毕敬。

AD怕老婆是出了名的，在公司传为佳话。要说怕老婆不是坏事，就怕不给面子。他在北京应酬多，每逢醉倒，由司机和下属抬回家，老婆拒绝开门，他只好在走廊忍一宿，头枕穿堂风，身盖明月清辉。

他们两口子的亲生儿子，和我女儿一起长大，一起上同一所中学。我女儿转述了他儿子讲的一段轶事。他们全家外出度假时，有一天儿子回到旅馆房间，从门外听见他爸正大声斥责他妈，势如排山倒海，夹杂着噼里啪啦的抽打声。儿子心想，我爸还反了，竟如此胆大妄为。一进屋才恍然大悟，他妈根本不在场，他爸暴打的只不过是个皮沙发。

据说很多年来AD都不肯原谅我，因为白洋淀那番谈话。可人生此一时彼一时，要说当年一个中国勾船的女人，怎么就配不上一个日本农民、店员和穷学生呢？即使不提门当户对，那也是两情相悦。 2001年冬天，我回到阔别13年的北京，见到AD和他家人。我们在一间川菜馆共进晚餐后，到他家小坐。要说他倒不怎么显老，只有鬓角花白。那天晚上他话很少，显得矜持。我两杯白酒下肚，晕乎乎，有点儿动情。我忽然想跟他一起去北海道，看看他生长的地方，追溯他的童年；忽然想穿过20年岁月的重重迷雾，回到那个白洋淀的早晨。在芦苇随风起伏的岸边，也许我该说点儿别的，比如，“如果你是条船，漂泊就是你的命运，可别靠岸。”